说到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一步步走到中央领导位置，这里面的曲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。
很多人觉得遵义会议就是“啪”的一下，毛主席就成了最高指挥，这理解其实有点简单了。
真实情况是，这个过程时间跨度很长，从井冈山的地方武装领袖到最后掌舵，这中间经历的事儿，有点像在风暴中开船，不是你有本事就一定被认可，而是你得在一次次考验里让别人信服你，这比打仗本身还要难得多。
当年中国革命一开始，枪也不够，钱也不够，打仗靠的更多是信念和智慧。
因为条件太艰苦，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，甚至领袖人选也得那边点头才行。
这就导致，虽然毛主席在本地已经很有威望，但在中央层面还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也就是说，表面上能参加一些会议，实际上没有多少决策权。
那个时候，红军走到江西得听江西省委的，去到闽西还得服从那边的指挥，中央下个命令，都得交通员跑几天才能送到，指挥战斗更多是从自己的判断出发。
换句话说，那时毛主席就是带着自己的劲儿和部队拼命。
靠着诱敌深入的战术，毛主席和朱德那几年打了几场漂亮仗，比如第一次反围剿活捉了敌方大将张辉瓒，这一下红军的名声真是打响了。
但战场上赢了，政治上也不代表就能顺利。
中央派代表来到苏区，会觉得毛主席厉害，甚至在一段时间让他代理书记、军委主席，算是苏区最高首长之一。
但别忘了，毛主席这时候在中共中央还是没有实权的，依然是候补委员。
所以当王明那套教条主义路线下来，又有人觉得毛的做法不合他们的理论，就在会议上直接撤了他的职，把项英推到一线当书记。
毛主席的威望还在，但被安排去做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，更多是偏政府平台工作，而不是直接指挥战斗。
你看这变化，其实背后就是路线之争。
政策不同，领导人位置就会调整，哪怕你打了胜仗。
后来敌人围剿越来越猛，第五次反围剿更是蒋介石拼了命地搞，连德国顾问李德都请来帮着制定战术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毛主席的意见完全被起初的“三人团”排除在外，李德的阵地保守战术结果很惨，广昌失守成了失败的标志。
这时候，长征变成唯一的出路。
长征途中毛主席的机会慢慢来了。
失利之后，像张闻天这些以前跟他意见不合的人，在聊天中发现原来他这套更符合实际；王稼祥在病中也转而支持他。
到了湘江之战，milan这支队伍面对是否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动的问题上，多数人已经开始怀疑之前的策略。
在通道那个会，毛主席的建议——放弃原先去和二六军团汇合的想法，转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——赢得了大多数支持。
这是一次转折，让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央最高讨论里被听进去，而且关键是周恩来也支持他。
这就等于在失去话语权几年的情况下，他第一次拿回了场子的主导权。
紧接着的黎平会议，毛主席再提进军贵州北部开新局，这一提案通过后，被政治局确认，这意味着他不仅在军事策略上有了发言权，还开始在整个中央的战略里有了不可替代性。
这是质的变化，因为之前他的意见无论多现实都被压下去，现在反而成了会议决策的中心。
到猴场那次会，博古又想把队伍往二六军团方向带，毛主席当场否了，直接提出转兵遵义，再建根据地，这可避免红军掉进蒋介石的重兵圈套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对的时间、对的判断，加上大家对他建议的认可，这几步走下来，毛主席威望在长征路上迅速积累。
而且他建议恢复刘伯承的职务，这个人才马上就用军事行动解放了遵义，给会议提供了空间，等于提前做了会议的保障。
到了真正的遵义会议，形势已经不同以往。
虽然会议上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军事指挥，但没有电台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，这次调整军事领导人变成可能。
周恩来、王稼祥、张闻天、朱德支持毛主席，这使他第一次进入中革军委决策圈，建立在他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上，新路线基本就是他提的方案来执行。
会议决定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职务，虽然博古还保留政治局席位，但军事上就是毛主席的舞台了。
不过遵义会议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份完整的决议文件，这也是很多人不了解的地方。
真正把会议精神完整传到全军全党，是扎西会议，这时候洛甫负总责，毛主席正式进入最高决策机构，与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来领导军事。
到这一步，毛主席才是真的站到了中央的掌舵位置，中国革命才算真正有了独立自主的战略领导。
细细想想，这整个过程可能比打十场大仗还要难。
一个人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，靠赢得一场场战役来敲开决策层的门，还要在各种路线、不同集团夹缝中站稳，是极大的考验。
他的军事思路之所以能最终胜出，是因为现实战场已经验证了哪套行得通，哪套行不通。
其实没有那么多话语权时，还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判断，这在政治上是要有相当强的稳劲儿和耐力的。
遵义会议常被看作一次“突然改变命运”的会，但本质上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。
从地方到中央，从被听到再被压下去，再到重新发声被采纳，毛主席走过的是一条不断被挑战与证明的路。
这个过程告诉我们，光有能力不够，还得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。
这就是历史上那段艰难确立领袖地位的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