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春天，南京城里阴雨连绵，潮湿的空气混着霉味与血腥味，在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的高墙之内，几名重要政治犯被悄悄转移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就在这座黑暗牢狱里，一封字迹并不算工整的亲笔信，悄然改变了后来苏北解放区一位“回归干部”的命运，也直接决定了一名地委书记的下场。
那封信的署名，是“杨斌”。
在当时的解放区干部中，这个名字并不算响亮，比起那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，他更多是隐在幕后的人物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真正把一个大叛徒挡在解放区门外的，既不是枪炮，也不是公开审讯，而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干部在狱中冒死写出的几页纸。
一段时间后，1948年10月，一名曾在华中地区担任要职的干部，从国统区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，自报身份时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许多人听到他的名字，都本能地一愣：这不是早就被捕了吗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
他的名字叫金柯，原华中十地委书记。
这位昔日的地委书记自信满满，以为自己可以打着“老干部回到部队”的旗号，再次混入组织内部，继续担任“自己熟悉的工作”。他没有想到，在他迈入解放区前线某机关大门之前，关于他叛变的线索早已送到组织手里，而那封关键的信，就是来自几个月前已经牺牲在敌人监狱里的杨斌。
不久之后，当金柯准备配合“上级安排”，继续伪装打进苏北解放区时，早就埋伏好的武装人员突然包围了现场，迅速将他制服。面对出人意料的变化，他当场大骂，试图用“误会”“组织不信任老干部”之类的话进行辩解。
就在场面一度僵住时，当时的苏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之一陈丕显从后面缓步走出，语气平静地当面揭破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并拿出了一封信。金柯一开始还想强撑，嘴里连说“诬陷”，可当那封信摆到他眼前，看到熟悉的字迹与开头的称呼时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
那封信的写信人，正是与他一同被捕的华中十地委副书记——杨斌。
信件是通过秘密渠道转出的，内容并不长，却一句一句点明了一个事实：金柯在狱中已经动摇，有可能叛变，组织上必须提高警惕，不能再把重要工作交给他。遗憾的是，写信的人早在几个月前，已经被敌人折磨致死，牺牲时只有三十五岁。
等到组织真正拿这封信来对质叛徒时，写信人早已无法出面作证，但留在纸上的警告，却比任何口头说明更有力量。
一、出身江河之间：从船民少年到“一二九”队伍中的身影
把这段故事拉长一点来看，会发现命运还是有几分讽刺意味的。
1912年，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，一个在长江支流上靠船为生的贫苦家庭，在安徽当涂县添了个男孩。这个孩子原名叫谢远源，后来改名杨斌。父母世代以水为家，没有田产，生活极为窘迫，孩子能不能读书，全凭一家人东拼西凑和长辈的咬牙坚持。
少年时期的杨斌，算不上身体强壮，却非常好学。家里明知道供他读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，还是硬撑着把他送进了学校。他先在江苏高淳县的萃英小学念书，之后又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，成绩一直处在前列。对许多普通船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时间来到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的消息，像一阵冷风扫过校园。南京中学的学生很快自发组织起各种抗日宣传和游行，校门口的标语一夜之间多了好几层，课堂内外都在谈东北与日本侵略军。杨斌在这个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爱国思想，整个人的心气被彻底点燃，很快加入到反日爱国学生行动中。
但当时的南京城，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摆在那儿，学生冲在前头，很快就触碰到了敏感红线。杨斌因为积极参加运动，被学校处分，这件事对他打击不小，却也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当局对青年学生的真实态度。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一段挫折，让他对现有政权的失望积累到新的高度。慢慢地，他开始接触更为激进的思想，尤其在与哥哥谢远达多次谈话后，产生了更远的打算。后来，在哥哥的鼓励下，他报考安徽大学经济系，希望从经济学入手，理解社会的问题根源，不久后，安徽大学经济系并入北平的北京大学，他也因此踏上了北上的列车。
北平的空气不见得比南京清新多少，但当时的北平高校云集，思想更为活跃，地下组织活动也更加频繁。杨斌白天上课，晚上参加各种座谈会，很快就被卷入到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之中。
1935年12月，震动全国的“一二九运动”在北平爆发。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，反对日本侵略，反对华北“自治”阴谋。这一次，杨斌不再只是围观者，而是亲身站在队伍中，跟着口号一起前进。他在这场运动里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骨干，开始意识到，单纯学生抗议无法改变国家命运，必须投入更有组织的革命力量。
不久之后，他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也就是当时广泛存在的“民先队”，1936年正式申请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就在这个阶段，他把原名“谢远源”改为“杨斌”。在那个年代，改名并不只是一种形式，更是表明一个人决心走上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根据组织安排，他很快离开北平，到山西参加工作，随后辗转到延安，接受更系统的政治训练。等到全面抗战爆发，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组建，他又被派往皖南，参加组建和领导城市青年工作，后来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。
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样的人，一开始就没有准备留在“舞台中央”露脸，而是主动走向那些最复杂、最危险的地方。
二、潜伏沦陷区：地下交通线与城市机关的背影
1940年10月，黄桥决战之后，新四军在苏北打开局面，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快速发展。根据当时中央的部署，需要从上海向苏北根据地输送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，以补充根据地发展的人才缺口。这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工作，既要与沦陷区的地下组织联系，又要与苏北抗日根据地对接，稍有不慎，整条线就有可能被敌人一锅端。
在综合多方情况后，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最终点名，让杨斌负责这条秘密输送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选择相当关键。
在具体执行中，他不仅完成了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转移，还通过这条通道，为后来的白区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新四军考虑进一步拓展白区工作时，很多人自然就想到这个安静、谨慎、反应迅速的干部。
皖南事变发生后，新四军遭到严重打击，组织被迫调整部署，在上海设立了新的办事机构，用以恢复和扩展敌占区工作。杨斌受命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，负责统筹情报联络、干部掩护和经济来源等工作。上海这个城市，看似繁华，其实到处是特务与警察的眼线，每一个不起眼的住处、每一笔小额经费，背后都可能牵连一串同志的安危。
上海办事处完成既定任务后，杨斌又承担起在苏北地区组建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机关的任务，将原先分散的地下力量串联成一张更有组织的网络。整个抗战期间，他基本常年在沦陷区活动，不在前线打仗，却顶着随时可能被捕的高压，领导上海一线的地下工作，使得党在白区的交通线和情报线得以保持。
1944年7月，随着抗战形势转好，苏中区党委决定成立城市工作部，主要负责沦陷城市中的政治组织、工人运动及情报联系。点名负责人的时候，杨斌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，出任部长。说明在这类工作上，他已经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人选。
抗战胜利之后，战火暂时平息，新的斗争又随之展开。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安排，杨斌被调任二地委组织部部长。表面看，这是正常的人事调整，实质上也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准备干部和组织基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长期潜伏带来的代价早已显现。杨斌在沦陷区期间，就患上了肺结核。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这是一种很麻烦的病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恶化成致命的肺病。他手里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组织经费，按理说完全可以给自己多添点营养，改善一下生活，可他明白每一块钱都是从战士口粮、地下交通线和组织活动中挤出来的。于是，他坚持与普通群众差不多的生活标准，有时候甚至比周围沦陷区百姓吃得还要差。
抗战结束后，组织原本打算安排他到大连疗养，让他暂时离开高压环境，养好身体。这个安排并不算优待，更多是出于对他长期工作的考虑。然而，他却坚决提出留下来继续在一线工作。
当时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和苏中军区政委的陈丕显，多次找他做工作，明确表示这是组织决定，让他不要逞强。但杨斌抬头就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我不能工作了？”这话说得并不重，意思却很明白：只要还能动，就不愿意退下来。
陈丕显的夫人谢志成，也多次登门劝说，希望他能顾及身体，顺从调养安排。但这些劝说最终都没有成功。
面对妻子的时候，他的言语稍微多了一些。杨斌曾对王力维讲过这样一番话：现在革命到了新的转折关头，正是党最需要同志出力的时候。自己在根据地身体确实吃不消了，但到了敌占城市搞地下工作，凭着多年经验，还能发挥作用。如果真去了条件相对优越的疗养地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心里根本不会踏实。光是这种心情，就足以让病情更糟。不得不说，这段话既有倔强，也有一份沉甸甸的担当。
到了1947年初，他受命担任华中十地委副书记，继续留在上海，负责十地委城市工作部的工作。此时的上海已经处在国共内战的激烈阶段，白色恐怖更加浓厚，特务活动到处都是，随时可能有人失踪或被抓。试想一下，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担任城市工作负责人，风险具体到每一日、每一夜。
三、十地委被破坏：叛徒、警觉与那封狱中密信
华中十地委成立于1946年9月，主要负责华中部分地区的地下工作和组织联系。金柯担任书记，杨斌任副书记，具体抓城市工作部，任天石则为常委兼社会部部长。这种班子配置在当时非常典型：一人抓总体领导，一人抓城市和组织，一人抓安全与社会关系。
正常情况下，只要内部纪律严密，保密制度不松懈，十地委完全可以在上海等地稳步开展工作。然而，事态却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
1947年春天，任天石率先遭到逮捕。经过杨斌的调查与分析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绝不是普通的“行动失败”，而极有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，米兰体育官网秘密据点被敌人掌握。更麻烦的是，当时十地委的秘密办公地点就设在上海这种特务云集的大城市，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基于此，他认真向金柯提出建议：尽快将办公机关转移到杭州，相对分散风险。为了落实这个设想，他还两次亲赴杭州物色合适的住处和联络点。可惜，当他忙碌地东奔西走时，敌人的侦查已经通过叛徒的指引，一步步摸向十地委的核心层。
国民党方面不仅在暗地里部署力量，还在《江苏日报》上公开刊登悬赏通告，将十地委主要领导人称为“匪首”，悬赏缉拿。这种宣传一方面是造势，另一方面也说明敌人对十地委领导层已经掌握了比较完整的信息。比起在暗处摸索，公开悬赏本身就带着几分笃定。
回过头看，这里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纰漏。金柯早年一直表现能干，深受信任，工作能力也得到过多次肯定。然而，在最敏感、最需要高度警惕的时期，他却放松了保密原则，把杨斌在杭州的住址告诉了一个叫赵万和的人。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群众，而是在抗战时期曾在镇江担任汪伪自卫团负责人的人物，来历本就复杂，混入组织后，本该更加小心甄别。
1947年5月13日，赵万和在上海被捕。面对审讯，他很快叛变，将自己掌握的组织线索全部交代出来，先后供出包括杨斌在内的几个关键人物住址。第二天，敌人就直接上门抓人，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甄别身份，因为对方早已掌握了足够的信息。
就这样，杨斌、金柯等十地委主要领导人，被一网打尽，随后被押往南京，关进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。
在押解他们前往南京的火车上，车厢内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杨斌注意到同车中还有十地委的工作人员张达平，他没有贸然开口，而是趁敌人不注意，用手指蘸水，在桌面上轻轻写下一个“共”字。这个动作很快就被张达平看在眼里，心里自然明白——这是提醒他，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，挺住后面的审讯与酷刑。
结果很耐人寻味。之后的审讯中，张达平确实顶住了各种刑讯，没有吐露组织机密。而位高一层、担任十地委书记的金柯，在一轮轮压力面前，最终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刚被捕时，金柯也曾咬紧牙关，挨了不少皮肉之苦，但并没有立刻开口。敌人看他硬挺，就改变手法，没有继续简单用刑，而是把他的妻子押来，甚至把藏在乡间的孩子也带到牢房门口。当亲人被推到面前，并被威胁“要一起受罪”时，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。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金柯做出了一个极为致命的选择：接受敌方安排，走上“自首”之路，还亲自劝说妻子一同“转变立场”。
叛变之后，他很快主动供出了我党在上海、苏南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下机构和外围组织，同时暴露了多个秘密经济据点，造成上百名同志被捕入狱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并没有止步于此。
为了让自己在敌方“更有利用价值”，他同意继续被关在牢房中，假装与其他政治犯处于同样境遇，实则接受密令，试着动员还在坚持的同志走“自首道路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既是狱友，又是对方精心布置的“软刀子”。
杨斌很快察觉到他的变化。某次敌人警戒稍松时，他在狱中秘密召集部分同志小范围交流，明确表明态度：十地委遭到严重破坏，他和金柯身为主要负责人，都难辞其咎。现在张达平身份尚未暴露，地下组织的惨痛教训，只能由他日后向党汇报。至于自己和金柯，身份已经完全摊开，绝不能有任何幻想，“与其在黑暗中苟活，不如坦然赴死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敌人并没有只针对金柯动手，他们同样把杨斌的妻子王力维抓来，想用同样的一套“亲情攻势”瓦解他的意志。相比之下，杨斌的反应是另一番景象。他不仅没有动摇，反而时刻鼓励妻子坚持立场，不要被眼前的威逼利诱拖下水。
就在这段格外艰难的时间里，杨斌开始考虑一个问题：既然金柯已经走向叛变，那么敌人极大可能会在适当时机“放他出去”，让他打着“脱险干部”的旗号，再度接近组织。这种人一旦回到解放区，造成的破坏会更隐蔽，也更严重。
为了避免这种后果，他与此前被捕的任天石商量，决定冒险给组织写一封密信，说明监狱里的真实情况，提醒上级对金柯保持高度警惕。写信的过程极为小心，每一句话都要既表达清楚，又不能让敌人轻易看出端倪。
密信写好之后，如何送出，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此时，狱中还有一位经常往返解放区做生意的商人艾星华，被视为“普通经济犯”。在反复观察其言行后，杨斌觉得此人可靠，便将这封信托付给他转交组织。为了迷惑敌人的搜查，他又另外写了一封内容模糊、没有关键信息的“假信”，刻意放在显眼位置。
果然，在艾星华被释放时，特务认真搜身，最终只发现那封“假信”，由于内容用语平平，又找不到突破点，敌人放松了警惕，让他出狱。真正的密信则通过巧妙掩护躲过了这一关。
1948年3月，艾星华辗转来到山东解放区，把牢里托付的那封信交到组织手中。也正是这条情报线，为之后识破金柯的“回归”埋下了伏笔。
几个月后，金柯因为“有立功表现”，获准出狱，不仅保住了性命，还被军统保密局任命为“苏南特别研究组组长”，授予少将军衔，任务是重新潜入苏北解放区，以“老干部身份”获取一线情况，伺机破坏。
从敌方立场看，这一安排体现了明显的“用旧人打旧人”思路。他们深知，一个曾经的地委书记，一旦以“重回队伍”的名义出现，很容易获取部分干部信任，在内部造成更隐蔽的损害。
然而，他踏入解放区腹地后不久，就被执行警戒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控制。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叛变记录早已写在那封出自狱中的信里，越是辩解，反而越显得心虚。
后来，据资料记载，全国解放后，金柯因在狱中叛变、出卖同志、严重破坏组织，被判处死刑，执行枪决。这个结局，说不上戏剧化，倒显得有几分冷峻：他所出卖的，不仅是同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，更是自己从前多年奋斗过的道路。
与此同时，杨斌却在黑暗牢房里日渐衰弱。因为早有肺病，长期关押和酷刑加重了病情，到了1948年4月，病势愈发严重。敌人打着“送出去治病”的幌子，将他抬出监狱，实际上并没有给予真正治疗。最终，他在折磨中离世，年仅三十五岁。这种“抬出监狱再折磨致死”的做法，并不罕见，却格外让人感到残酷。
临终前，他依然叮嘱妻子王力维和同志张达平，要继续与敌人斗争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倒下而灰心。他深知，一封信已经送出，之后的事情，迟早会有答案。
四、迟到的团圆：一只皮箱与几十年的寻找
杨斌牺牲时，家人并不知道他的确切情况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早在他被派往上海继续工作之前，就曾特地托组织帮忙转交一只皮箱给他的哥哥谢远达，希望能借此恢复失联多年的亲情。
兄弟二人自1939年起就失去联系。那时通信不便，战事又急，许多家庭在战乱中彼此走散，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。杨斌一直以为哥哥很可能已经在战火中牺牲，所以才会特意托人打听消息。那只皮箱，也算是一点心意，希望日后若有机会再见，至少能让家人知道，他还活过、战斗过。
战后多年，陈丕显对于这位昔日战友，一直念念不忘。他清楚记得，自己曾接受托付，要想办法找到杨斌的亲属，把那只皮箱交给对方。可惜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组织方面多次寻找，都没有确凿线索。另一方面，谢远达在各地辗转，对兄弟下落也一直在打听。他们找的是同一个人，却被一个“名字的差异”拦住了几十年。
直到1983年，这个长久的遗憾才出现转机。
1983年9月23日，天津市老干部参观团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。那天，天气已经略微转凉，陵园内陈列的烈士照片静静挂在展板上。参观团成员沿着展区缓慢前行，细看每一张脸。突然，其中一位老干部停下脚步，紧紧盯着一张烈士照片。
照片下方的名字是“杨斌”。
这位老干部却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这不是我四弟吗？这就是远源啊。”
他正是谢远达。几秒钟的对比，几十年的疑惑，瞬间对上了号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为何这些年组织也在找“杨斌”，而自己一直打听的是“谢远源”。两个名字之间的差距，让双方在漫长岁月中一次又一次错过。
消息很快传到有关部门。经过核实身份，确认这位“天津老干部”正是烈士杨斌的哥哥。1984年4月，谢远达在天津与陈丕显见面，两位老人在谈话中把一段断裂的历史缓缓接上。陈丕显也总算完成了心头挂念多年的一桩托付，将那只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皮箱交到谢远达手里。
这只皮箱中，装着一些旧衣物、文件和个人用品，说贵重算不上，意义却相当特别。它见证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在最危险时期的生活，也见证了组织与亲属之间被战火打断的联系。
1985年清明前后，谢远达把这只皮箱正式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。对于参观者而言，它只是众多展品中的一件；但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，这只皮箱背后连接着几条线：一条是从贫苦船民家庭走出的革命者之路，一条是白区地下战线的艰险历程，一条则是写在狱中密信里的那句警示——警惕叛徒，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从1947年十地委被破坏，到1948年那封狱中密信被送达，再到金柯试图重返解放区被识破，时间线看似简单，中间却交织着人性的坚守与崩塌。有人在酷刑下宁死不屈，有人在亲情威胁之下倒向敌人，有人选择用一封信为组织“补一道防线”，也有人为了消除心底的愧疚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烈士亲属，只为把一件遗物送到该去的地方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这些具体的细节很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：在解放战争的胜负之外，还有一条并不显眼的战线，那就是对队伍内部纯洁性的坚守。叛徒的出现往往让人痛心，但如何在关键时刻识别并防范他们，对一个政党、对一支军队来说，本身就是极严峻的考验。
杨斌用三十五年的生命，守住了自己在这一考验中的位置。他的那封信虽短，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后来一些人的命运轨迹。多年以后，烈士陵园里一只普通皮箱的静默陈列，也足以让人重新理解那段历史的另一面。